(师嘉林 冯高峰)最近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新闻成为网络热点,笔者身在美国也感受颇深。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总统备忘录,向中国发起了贸易战。紧随其后,美国副总统彭斯于23日下午在亚特兰大路易斯酒店向到场的几百听众做了题为“以美国优先的减税政策”的演讲,两人一唱一和无疑助长了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声势。笔者作为亲临彭斯演讲现场的极少数亚洲听众之一,借彭斯报告就美国对华贸易战略谈几点思考。
首先,美国减税政策的真实意图是想振兴美国经济。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23日下午的演讲中强调,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签署减税法案时的总目标是“让美国再次强大并进一步推进财税改革和民主自由”。他认为“里根时代的财政政策已被特朗普超越”,当下美国将创造社会平等、快速推进行政效率和振兴小型(微型)企业的发展作为这次税改的主要考量,通过税改,民众的收入和津贴增加了、企业有了充裕的资金进行二次投资、企业可以更好地实施管理、培训等手段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从而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同时,他还指出在“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下,美国将着力服务于每个家庭,促进经济增长,在世界舞台上维持美国力量和信心,在日益割裂的美国社会,美国将重拳打击毒品犯罪,采用更加严厉的惩罚“甚至是死刑”来解决毒品问题,将美国变得更加安全、繁荣和高效。他又列举了佐治亚州减税后的相关情况:州政府获减税50亿、民众每人每年减税收益逾2,000美元,其中有一家公司的减税额超过4,000万美元,其CEO现身说法承诺将减税的收益用于公司的二次投资和提高员工福利。从美国减税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其动机确实是为了振兴美国经济;另外,在美国的历史经验中,减税政策在短时间内对经济的提振也确实有刺激作用。
其次,美国向中国挑起贸易战并非突发奇想,而是特朗普一上台就开始着手实施的既定策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3日下午的演讲中重申:“在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Paul D. Ryan)落槌的那一刻即标志着过去30年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获得了通过,这是一份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创造就业的法案。尽管民主党人全部投了反对票,但这份法案依然是特朗普执政初年最重要的立法成绩,根据此法案,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将从现在的35%降至21%,个人所得税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减税政策在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确实实现过短期的经济提振。
彭斯的演讲显然是在宣告特朗普上台后的减税政策将会继续执行,同时这也是美国对华贸易战的重要举措。早在2017年4月26日,特朗普政府就公布了198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方案,后经参众两院的反复讨论,于去年年底获得了通过。特朗普的减税方案无疑有益于增强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创造了就业、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收入和国内市场的需求,增强了美国在遭遇中国回应美方贸易战时的抗击能力。彭斯在演讲是还特别强调为保障民众权益进行的这次税改是一项长期国策,虽然减税政策会带来政府收入相应锐减,但是它实现了藏富于民、增加企业员工收入。他提到自1965年美国首次创建政府公共医疗保障计划以来,美国医疗改革经历了里根时期的政府紧缩型医疗保障、克林顿时期中间型成本控制的伙伴医疗体系、奥巴马时期近乎100%全覆盖的全民医保“双M”时期,最终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叫停“奥巴马医改计划”而遭遇搁置。就减税政策的影响来说,彭斯声称短期内税收的减少会导致政府收入锐减,赤字增加,但税改的即时性效果已经瞬时显现,即超过3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经济实现2%以上的增长率、长期停滞的工资水平获得明显的提升,政府返还资金超过4万亿美元,300亿新增企业投资等等;这还补充说:“这些举措都是美国优先、着眼未来的主要表现”,还声称安全、平安并不是自己的首要职责,如何运转这个国家的经济恢复民众的乐观与自信才是他认为更加重要的。
一年前特朗普入主白宫时,美国面临的“财政悬崖”状况仍然困扰着美国,出台新的预算控制措施,进一步降低财政赤字水平就成了特朗普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然而特朗普政府在实施减税政策的同时并没有以相应的力度来削减政府开支,这就使财政赤字激增,进而政府债务也会随之增加。所以,他在竞选中和上台伊始就承诺过的刺激经济措施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效,比如: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和扩大基础设施建设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赢得民众的选票,特朗普必然要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同时给选民以现实的利益。他把矛头指向了经济发展稳定的中国,试图把本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转嫁到中国。于是,2018年1月22日,特朗普政府启用了十多年不曾用过的《1974年贸易法》,对进口中国的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开始加收保护性关税,这一举措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美国打响了对中国、韩国等国的贸易战争。针对这一违背WTO规定的单边行为,中国政府捍卫国家正当权益的回应措施是,拟对自美进口的约3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国的回应措施对美国本已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无疑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保证美国经济稳定并得到民众的支持,提高关税是非常奏效的举措。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以说彭斯大力鼓吹的美国减税政策既是解决国内现存内政问题的需要,同时也是配合对中国贸易战争的策略。
再次,贸易战将没有赢家,中美双方都不愿意打贸易战。华春莹在3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就针对特朗普挑起美中贸易战问题强调:“中方不想跟任何人打贸易战,但如果有人非逼迫我们打,我们一不会怕,二不会躲。如果美方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动,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和必要的应对措施,维护好自身的正当权益。”互利共赢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对外开放政策之一,显然中国针对美国的侵害,并不主张用贸易战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23日接受美国彭博电视台采访时称:“在谈及中美经贸关系时表示,中方不想同任何一方打贸易战,仍在努力避免贸易战。但如果有人执意要打,我们将坚决反击。中方不会屈从于任何威胁、强迫和恐吓,我们在考虑所有选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方合法权益”。
众所周知,开放性的贸易政策,自由公平的贸易往来,长远的政治决策眼光,这些都是影响全球贸易格局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一味地追求自我利益,通过政策性措施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反而可能会伤及自身整个产业的发展,最终导致本国经济利益受损。历史上,17世纪的印度纺织品行销世界许多地方,生产了超过全球四分之一的布料,至少三分之二的布料作为外销的工业品,印度纺织品一度比货币还管用。然而,当时东印度公司出于保护本国利益,一味采取垄断等手段控制、打压印度地区其他纺织业,出台多项歧视性措施,以削弱印度商人的势力,将纺织工人的工资控制在较低水平。东印度公司通过这些措施,取得它所需要的所有布料,以及在纺织交易中实现最大利润化。面对此种情形的国家垄断,织工们并未乖乖就缚,反倒采取了有效的反抗手段:丢下织布机,移居他乡或者打零工、当农工。不久后,印度的专业织造社群消失,纺织城萎缩到只有原来规模的很小一部分,纺织业彻底衰败。此外,二战后美国与欧共体(欧盟)的贸易战、与日本的贸易战以及与苏联的贸易战都带来了极其惨痛的教训,日本自80年代广场协定后经济一蹶不振、通过贸易禁运拖垮苏联以及新世纪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多次贸易调查等等。
在3月23日,在世界贸易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会议上,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也发表声明称:“绕过WTO机制采取行动,有导致贸易纷争升级的风险,进而破坏贸易体系的稳定性,最终没有赢家”。就美国而言,他们的真实意图也不在贸易战,而在于转嫁国内经济问题,振兴美国经济。美国财长姆奴钦(Steven T. Mnuchin)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们不害怕贸易战,贸易战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减少贸易赤字,只要中国领导人同意;我们会继续提高关税,但同时我们也会和中国谈判是否可以达成一致,我们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是也希望双方可以达成一致,否则我们一定会提高关税”。在3月23日世界贸易组织货物贸易委员会上,美国又提出:“中国对于可回收品的进口限制已经极大地中断了全球废金属供应链的运转,要求中国取消对‘洋垃圾’的进口禁令”。其理由很简单,因为近十年来,我国平均每年进口固体废物规模超过5亿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固体废物进口国之一,美国每年出口中国的垃圾就高达20亿美国,而中国的进口禁令则直接冲击着美国的垃圾回收业:因为美国的垃圾出口也催生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美国有15.5万个工作岗位都依赖于美国对中国的垃圾出口,这些工人平均年薪高达7.6万美元,贡献的税收总计达30亿美元。因此,美国废弃物回收协会(Institute of Scrap Recycling Industries) (ISRI)表示,中国的进口禁令会直接冲击垃圾回收行业。显然,美国是想借贸易战之机,向中国索取本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贸易战只是手段,非其目的,特朗普政府的口号就是“使美国再次强大”。
最后,笔者还认为我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美国的减税政策恰逢其时,值得我们深思。彭斯副总统在谈到为何此时推行税改时说到:经济低迷、民众生活长期停滞不前、大政府冗长低效、美国对外影响的日渐式微等等因素都迫使美国政府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改革来提振民族士气,使美国再次强大。频繁的(以美国佛罗里达州道格拉斯高中枪案为例)枪案、非法移民、基础设施建设、传染病肆虐等重要的社会弊病需要美国政府花大力气解决,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将美国打造成一个没有恐惧、行政高效的新型政府。以此为契机,特朗普政府将花费首笔10亿美元的政府专项资金修筑62英里的边界隔离墙以应对非法移民;投资4000亿美元消灭流行性传染病;花费210亿美元改善基础设施等等。
这样的举措一来赢得了民心,二来通过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进一步促进了国内消费并弥合了因选举造成的社会分裂,而且通过积极有效的财税政策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外交领域的困境(如朝鲜核问题。在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可以考虑推行相关的税制改革,提升民众生活福祉,促进国内消费,提升文化软实力,强化与拉美、东盟、欧洲的贸易纽带,不断提升文化影响力和国家竞争力,这样即使未来有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我想民众、政府和相关智库也会更加淡定地应对。(师嘉林系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卡特中心“赴美访学计划”获奖人;冯高峰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